父亲的算盘
作者：丁婷婷
我的家住在营山县小桥镇白岩村。记最近搬家，我从储藏室里捣鼓出几件旧物件，其中一件是父亲曾经使用过的算盘。睹物思人，记忆的闸门顿时被打开...
从记事时起，就看见父亲一直在使用算盘，直到去世前不久，那副算盘还躺在他病床旁边的桌子上。父亲的算盘大约50公分长、20公分宽，比我现在使用的电脑键盘稍大些；几十粒算盘珠子，包括边框、横梁，都被打磨得光滑透亮，整副算盘显得神采奕奕，光彩照人。
父亲读了几年私塾，正赶上全国解放，年仅15岁的他随即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，整天忙于丈量土地，计算面积，分田分地。从那时起，父亲开始使用算盘。大概是人年轻反应快，在丈量和计算田地面积时，父亲总是比别人算得快，因此经常受到表扬，也经常被抽到其他土改队帮忙。
人民公社成立后，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事生产，父亲也开始担任生产队会计。父亲用算盘计算生产队的收入和开支，计算社员的工分，计算每家每户的粮食数量。年终决算时，要将生产队的决算上报给大队，大队的决算上报公社，公社的决算上报给县里，这样一次次上报，工作量就大了。年底时父亲就开始忙碌起来，白天算账，晚上也在算，屋子里整天都是“滴答滴答”的响声，震得我的耳朵发痒。家里那一张长方形桌子成了父亲的办公桌， 桌子下面有两个抽屉，里面放着各种簿子。算账时，父亲从壁板上取下算盘，只见他伸出五指抓住算盘的底框，将算盘向上一扬，旋即又向下按去。只听得“哐当”一声脆响过后，一盘凌乱的珠子就会泾渭分明地分成上珠下珠。父亲将算盘平放在桌上，再从抽屉里拿出笔和账簿，算账便开始了。父亲的手指在算盘上飞快移动，算盘上的珠子也跟着不断变化，一会儿工夫，一笔账就搞定了，接着他拿起笔将算盘上显示的数字誊到账簿上，又飞快投入到新一轮计算中。
父亲算账快在大队里是出了名的，一年一度的决算他总是最先上交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一般的账目他“三下五除二”就搞定了。父亲因此每年都被抽去参加全公社的决算，有几次还进城参加全县的决算。村里大到红白喜事，小到杀猪宰牛，都要请父亲去记账。母亲常说父亲“十处敲锣九处在场”，表面上是揶揄其实却是肯定。
但有一年，父亲的算盘响过后，结余的却是长长的叹息。那时家里人口多，挣的工分少，加上年景不好，我家一下子成为“缺粮户”。所谓“缺粮户”就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总工分，换不回生产队分给我家的口粮。当然，那一年成为“缺粮户”的不止我们一家，但父亲是最先知道消息的。那段时间，父亲变得焦躁不安，一有空就在猪栏门边转悠，对着那头大肥猪若有所思。最后，父亲决定将大肥猪一半交给国家，另一半留着自家过年，这样就解除了缺粮的困局。但是这种情况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此后家里每年都要养上两头大肥猪，一头上交国家，另一头留着过年。于是大家都说，父亲算盘好，会打算。
1980年代初期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父亲不再担任生产队会计了，他开始自己做生意。由于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不少人邀他合伙做生意，后来管集市的人又请他当经纪人。那时父亲已两鬓斑白，他提着那副跟随他几十年的算盘，肩上挂着黄色的帆布背包，不管刮风下雨仍然坚持出行。父亲走到哪里，算盘珠子就响到哪里。有时父亲没事时也会拨打算盘珠子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额上的皱纹也跟着一闪一闪的，一问才知道，他在预算这一年的家庭收入，包括生产多少粮食，出栏几头肥猪，做生意的收入。几年后，我们家里便竖起了两幢新房子，兄弟成家以及姐妹出嫁，按照乡里的风俗也办得很体面。
后来，我当老师也打过算盘，还手把手教过学生算盘，却始终赶不上父亲的珠算能力。有几年我兼任学校会计，一次期末决算时，有一个账目翻来覆去打了好几遍，得出的结果都不相同。父亲顺手拿过算盘对着账簿“噼里啪啦”几下，一串数字就出来了，随后他又重新演示了一遍，竟跟上次的数字一模一样。我脸红耳赤，自愧不如。父亲告诫我，要打好算盘就要多练，所谓熟能生巧。
女儿高考过后，采纳我的建议填报了财务专业志愿。送她到大学读书时，我反复叮嘱她要学好专业，要她赶得上爷爷；女儿也下了保证要好好念书。放寒假后女儿回家，我第一个问的就是她算盘学得怎样。女儿告诉我：“现在别说算盘，连计算器都不用了。”女儿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。女儿大学毕业后远走他乡，在湖北宜昌找了份工作并安了家，一次回家过年，我又问她在公司做财务的情况，她说现在做财务不用算盘了，甚至连纸和笔也不用了，只需一台电脑就够了。这时我突然想起父亲的算盘，那块被父亲的指尖拨弄得光滑透亮的算盘，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今天，面对这副算盘，抚今追昔，百感交集，父亲背着算盘穿行在风雨中的形象再次浮现在眼前...
